“简而言之，上纽的学生们好奇，勇敢，善于合作沟通。”

Q：您和俞校长是多年的好朋友，又连续两年作为国情课的讲师和我们见过面。您可以聊聊和上纽的“缘分”吗？

A: 2011年7月份，我从工作了7年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回到母校（华东师大），担任校党委书记。那个时候俞校长是华东师大的校长，所以我和他是党政班子的同事，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我回华东师大的时候，华师大跟纽约大学已经签约，决定建设上海纽约大学。2012年10月15号，我作为上海纽约大学的两所母体学校（纽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校领导，出席了上海纽约大学的开办仪式。俞校长和Jeffrey Lehman是上纽大的founding father，那我估计算是上纽大的founding uncle吧。学校成立后，我也作为华师大的校领导来这里参加理事会，所以这幢楼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Q：这样看来，可以说您也见证了上纽的成长。如果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上纽的学生，您会如何评价？

A：同学们选择进这所学校，我想已经是有一些特殊的理由了，因为这是一所特别的学校。把大学四年愿意放到这样一所学校中来，首先要有探索的勇气。其次，我们学校鼓励同学们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 ，而这既需要发挥个人力量，也需要合作精神。简而言之，上纽的学生们好奇，勇敢，善于合作沟通。

Q：随着校长换届，大家都说上纽即将开启2.0时代，您会选择延续之前的哪些方面，又希望做出哪些创新？

A：说实在，我还在了解和学习。他们都已经做得很好了，目前我也说不出具体需要改变什么。来到这个学校，我希望尽可能让我的一些专长、兴趣和在这里的学习收获，成为促进学校进一步发展的优势。

“中美关系越困难，我们这类学校的责任就越重要。”

Q: 作为一位哲学教授，您会如何利用哲学背景来管理，或影响学校？

A: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用专业眼光理解学校】

我希望我的一些专长和兴趣爱好能够对学校的发展有所贡献。一方面，哲学是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另一方面，我一直对国际政治感兴趣，会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用专业眼光看待学校发展，包括中美关系的变化。我希望我能够以最快速度熟悉这个岗位的工作，同时发挥我的专业特长。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其次，我想引用美国哲学家John Dewey的一个观点：The key to education is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s educative——教育的核心是交往，而任何形式的交往都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而我哲学研究的专长恰好是“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当然对我的岗位来说，重要的不是“theory”，而是“communicative action”，通过沟通去教育，通过沟通去组织、促进和服务教育，通过包括中外教职人员之间，不同的专业之间，不同身份的community member之间，以及学校和社会的交流，去实现我在上纽大的使命。

【大学是有生命的】

在我走上校领导岗位之前，我就对“大学”（这个概念）有学术兴趣。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离不开一批优秀的哲学家，他们不断探究“大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的意义，因为大学是一个机构体系，是一个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存在。一所大学的理念是它的根本驱动力和内在精神。

Q：着眼于现在来看，您对中美关系对于学校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看法？

A：我们是一个中美合作的学校，中美关系当然是我们最重要的办学环境办学条件之一。现在我们面临着非常非常严峻的挑战，但我一直认为，让我们不乐观的理由越多，越是要乐观，因为我们不想再雪上加霜。

中美关系越困难，我们这类学校的责任就越重要。因为中美两国的的交往不应该、也不可能切断，所以我们这样性质的学校就能够起到维持改善，甚至升华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特殊作用。

两国关系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和两国各界人士和民众头脑中的观念有关系。我们是培养人的，我们在做思想的传递，思想的交流和知识的生产。我相信我们的工作做得好的话，会让我们两国人民能够寻找到更多的共同点，或者说有更高的智慧来克服分歧，来找到使得两国人民都能够有更好未来的一些途径。

我想对John Dewey的观点进行一些延伸，目前中美两国交往的形势对教育而言并不乐观，因为交流沟通是有教育意义的，而目前的交往方式很有问题。交往最健康的方式是要讲道理，是要相互尊重，(所以）现在两国间的交往冲突对中美两国年轻人的培养是很不利的。尤其对我们学校而言，很多实际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依靠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可以说现在的中美关系使我们的工作更困难了，但也更重要了。如果大家都能意识到这份重要性，那么困难也就更容易克服了。

Q：下学期有许多其他校区的同学选择Go Local，过多的学生人数和有限的教学资源之间难免要产生冲突，学校会如何平衡？

A：我为学校同事们已采取的行动和付出的努力深深打动。雷蒙校长和学校的相关部门在十分负责、严肃和专业地做准备工作，绝对不能以损害上纽大现有学生的学习条件为代价来做工作。在这前提之下，我们要力所能及地为NYU这个大集体做出一些贡献。比如我们另外找了一个校区，在想方设法地把国际师资带进来。同时，我想说，挑战也可以是一种学习机会。面对困难思考该如何应对，这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我们要把它利用好。

“不对称主体之间往往不容易进行平等交往，但是平等交往又是一种价值，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Q：最近关于#BLM#的讨论引起了广泛关注。作为校长，您是否会就种族多样性对学校做出一些改变或者促进？

A：多样性是上纽大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我们的教职工以及学生工作者（student worker）也都在解决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宿舍纠纷，以及提供一些利于种族融合的帮助，总体上是很成功的。

但在网上也可以听到好多奇怪的声音，包括对于在华的非洲留学生各种各样的评论。我觉得这同样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果没有一点矛盾，没有一点困难，那么我们对多样性，对跨种族关系（interracial relationship）和跨文化关系（intercultural relationship）的感受是不深的。尽管会有一些不顺利，但一定要经历过这种冲突，才会真正有所学，有所获。

我最近做的一个演讲就和这个主题相关，报告的标题是“不对称主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可以可能？”。不对称主体之间往往不容易进行平等交往，但是平等交往又是一种价值，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师生。师和生是一种不对称的关系，但我们又要提倡师生平等交往，这如何实现？简单来讲，我对不对称主体之间的交往过程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思维操作：

比方说老师和学生的交往，我哪怕用再大的善意去想象你作为学生需要我怎样来对待你，其实都有局限性，因为想象力是有限的。而且就算你给出了回答，我依然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你所说的话，这仍然有局限性。

但受朱熹的启发，他说，处理上下左右这种不对称关系的时候，看上去只是两方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涉及的是三方。什么叫三方关系呢？我的理解是，我要想处理好师生间的不平等关系时，我要同时把“我的老师”这一方也拉进来。这样以来，我就不用抽象地想象，而只要扪心自问，我希望我的老师怎么对待我？这样就比较容易来克服不对称主体之间的交往隔阂。

那么种族之间，文化之间也是这样的。我们跟外国人打交道，有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是强势的，我们是弱势的，尤其是在用外语进行交流的场合。但我们想过没有，我们国内同学当中，是否也会因为民族、地域、语言和教育背景等等，而形成一些不对称关系？或者说，我们在面对比我们弱的同伴时，我们是如何对待，又应该如何对待他们？我们是否愿意从他们口中听到我们面对强势者所表达的那种抱怨和反抗？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思考当我们面对比我们更强势的群体时，我们的心情是什么。

处理我们学校内部的种族关系也是这样，我们需要多一点反省能力，多一点换位思考，甚至多一点想象力。不只是从“我”的立场和对方的立场出发，而是想象更多的立场，从而把“我”的立场相对化，这样才能走出自我中心。在上纽大有更多利于换位思考的条件，因为我们处于一个多样的群体中，如果善于思考和反省，可以从中学到很多。

“永远是一个好奇的学习者。”

Q：经历了从教授到校长这一身份转变之后，您希望自己是一位怎样的校长呢？

A：永远是一个好奇的学习者。把学习的兴趣和工作的责任结合得牢牢的，这适用于我的所有角色。在任何岗位或者角色上要承担的责任，都要和你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结合起来。

Q：如果您对俞校长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A： 他是上纽大的荣誉校长，希望他永远是我们共同体的积极成员。

本文由郑鸣谦、文韬采访、整理，可通过邮箱[email protected]或[email protected]联系作者。